委内瑞拉的“放牛班” “Les Choristes” of Venezuela



The Promise of Music, A Documentary by Enrique Sanchez Lansch (DGG 00440 073 4427)
www.promise-of-music.com/

委内瑞拉和古典音乐会有什么关系,先前是完全没有想到过的。1954年Furtwangler只身前往,指挥委内瑞拉交响乐团演出,也留下了几个录音,不过我还没有听过。之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了解,只限于知道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然由疯子统治的国家,其名字对于中国南方人而言如绕口令一般难以读准。

在图书馆看到这个DVD很久了,一直纳闷这个Gustavo Dumadel是谁,为什么DG要给他出一个视频。前几天看到一个介绍,才明白原委,看了记录片,大受感动。

整个故事的源头是José Antonio Abreu,委内瑞拉经济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钢琴家。1975年,他成立了El Sistema(Fundación del Estado para el Sistema Nacional de las Orquestas Juveniles e Infantiles de Venezuela,委内瑞拉全国青少年乐团网络)组织,其异像是以音乐教育改良社会、教育民生。和很多中美洲国家一样,贫困和社会问题困扰着委内瑞拉,青少年缺乏教育,流落街头,成为犯罪活动的参与者和牺牲品。Abreu先生试图以音乐的方式改变这样的状况。他的组织接纳有天赋的儿童,无论是怎样的家庭状况,给他们提供音乐教育和必要的补助,让他们在音乐的训练中成长。特别的是,他们对这些儿童的训练,不仅仅是个人教学,更是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投入乐团的演出之中,通过乐团的纪律也规范他们人生的轨迹,也让一些问题儿童脱离社会上的污秽。

如今,El Sistema旗下有125个乐团,其中31个交响乐团,为超过25万儿童提供了音乐训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先前叫做Simón Bolívar Youth Orchestra of Venezuela,随着成员们年龄的增长,现在已经不能叫做青年乐团了)。该乐团2007年8月在Proms音乐节上首次亮相于欧洲舞台,一炮打响,得到广泛关注。目前该乐团在Gustavo Dudamel的指挥下已经为DG录制了三张专辑,而DVD收录了乐团在波恩贝多芬音乐节上演出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被欧洲音乐届广泛认可,也说明乐团确实达到了顶级水平。

造化就是如此的奇妙。在一个这样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人有着不一样的异像;从一群贫贱的孩子们中,一个一个天才应运而生,在此时此地的汇合让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也许比起温柔之乡富贵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更能够体会到音乐带来的改变,以及音符之中蕴藏的力量。没有生活的经历的人,贝多芬的音乐无非是音符的堆叠、音效的滥觞,而对于这些孩子,每一个节奏和旋律都是丝丝入扣,从心而出。难怪有人说,“英雄”已经听到没有兴趣再听新的版本了,而这个青年乐团的演奏却能够让他找回那种能量和冲击。

天才英才,指挥Gustavo Dudamel就是从El Sistema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位80后指挥家(1981年出生)现在已经是Los Angeles Philharmonic的音乐指导以及Gothenburg Symphony(瑞典)的首席指挥,当然也继续担任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的音乐指导。此外,他还指挥过Philharmonia Orchestra,Israel Philharmonic,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在斯卡拉登台指挥莫扎特的唐璜,2007年指挥Stuttgart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为教宗本笃十六世生日演奏(他是一位天主教徒),这样的演出经历在同龄人当中应当无人可比。

2004年,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Les choristes)讲述了一个音乐教师用合唱教育改变了一个问题儿童学校从学生们的人生,感人至深。而这样的故事正在委内瑞拉真实的发生,让人不禁感慨,在怎样的环境之中,都有人性的光辉在闪耀。异像可以改变人生,也可以改变社会和多人的命运。正如乐团的一位成员所言,“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绝非偶然。我们也非偶然地演奏音乐,偶然地遇到Abreu大师和他的Sistema。我想是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发挥他给我们的天赋。我们有责任决定怎样运用我们的天赋。若上帝给了我音乐的天赋,我就应当使用它。我将尽我所能以寻求完美。我知道Abreu大师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他们将他们的生命和天赋奉献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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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巨蛋:从Mengelberg的第九交响曲录音谈起 On Beethoven’s Ninth Symphony

最近稍微闲暇,在家里看书听音乐,做一点翻译,也是学习英文。常常能够看明白什么意思,但是用中文再表述出来,就有一定的难度;若是每一句要对应英文原本的意思,再兼顾文法的一致性,真是体察翻译家艰难。每次译点东西,原文生动活泼,自己的译文就意境全失趣味全无。可见文科生不易,非长期积累加上天赋难成大家。

在准备Furtwangler专题的时候,打算翻译1942年4月19日希特勒生日前夜演奏贝多芬第九的录音的说明书,此间正巧收得这张CD(Allegro CDO 1022,Mengelberg指挥Concertgebouw Orchestra录制的贝九,在Philips等很多其他品牌下也发行过)。这是一个小公司的廉价发行,可是说明书却写得饶有趣味,只是有些艰涩,硬着头皮译下来,希望尚能传达原文的精神。

此文大意就是说,贝九被过度诠释了,人们加了太多其他的意思进去。而Mengelberg的演出是将其原本的意思呈现出来,让听众享受最初听到这音乐的喜悦。

Mengelberg(门盖尔贝格)是一位德国出生的荷兰指挥家,演出很有激情与创意,有许多演绎我觉得可以与Furtwangler并肩。早年飞黄,执棒Concertgebouw,也是全球最好的乐团了,又四处客座,风光无限。老门的德奥古典录音我大都喜欢,1939年指挥的马太受难曲,我觉得是大乐队演奏中之魁首。(老门的马太受难曲和李斯的前奏曲,我觉得好过老富的同曲目录音)可惜晚年寂寂,德国占领荷兰期间老门与纳粹政府积极合作(或许与他的德国出生有关),结果战后被终身禁演,虽然后来减刑到六年,可是六年之后死期已至,让他战后再未执棒,英雄寂寥,郁郁此生。


所藏的一张Mengelberg黑胶唱片,1929年录前奏曲为我所喜爱。

门氏的指挥是否就是传达老贝愿意,我也不敢说。不过此文说贝九被过度包装过分诠释,我认为是精辟入里。五年之前我写过一篇《人类永恒的理想——Beethoven第九交响曲欣赏》,从这个题目就可见,那时还是天真浪漫可以相信共产主义的年纪,殊不知最美好的理想往往最容易被最黑暗的事物所利用。贝多芬高唱人类皆兄弟,纳粹在柏林爱乐演出大厅(Alte Philharmonie)演贝九为宣传,后来这个音乐厅被盟军炸掉,1963年10月15日新音乐听落成卡拉杨又指挥此曲庆祝。Furtwangler 1937年在英国为乔治二世加冕演奏,1942年为希特勒生日演奏。曾经拜罗伊特音乐节开幕的时候瓦格纳演出这个,后来因为和希特勒的关系密切,战后停演多年,1951年重开,富氏指挥的又是此曲。贝多芬要哭泣他的作品尚不如胡适的小姑娘吧,不仅任人打扮,还成为妆点和平的花瓶呢。不独贝九,就是所谓非政治化的奥林匹克,其实在意识形态下何尝不是政治的工具。德国算有些底蕴,好歹拍个宣传片(《意志的胜利》)尚能以艺术流传,还能演演贝九在战争的喧嚣下也成一代绝唱;若无此根基,大约只能唱唱我和你的同一首歌了吧。
 
好了,下面是译文。原作者Lawrence Cosentino。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所有艺术中最被过度关注的一只巨大鸡蛋。它被哲学家的手放在杯中,被政客们左右摇摆,站在无数叽叽喳喳的评论家上,平衡于摇摇欲坠的柏林墙上(在间谍的说法中,墙犹可破,蛋却无缝),甚至在Stanley Kubrick(斯坦利·库布里克,美国导演)的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中被用以砸向西方文明的窗子(电影中一施毒场面用此曲配乐,译注)。无论人们可以把斧子磨得如何锋利,也无法拥有一种足够精致的工具去汲取净尽其中无限丰富的营养。人们无法使用第二手的信息去理解第九交响曲,就如同一个人的人生不能由另一个人去活一样。换句话说,一个人要赶走那些土狗,才能独子吮吸鸡蛋。试图打开它,或是与人分享的,只会弄得一团糟。

举例来说吧,第九交响曲在现代以作为“世界大同”的徽章而著称。即便我们假设,“从生皆兄弟”也包括了女同胞们,世界上的非西方文明也拖着他们的长袍搭上了“欢乐颂”牌啤酒马车,我们仍然要承认,无论有没有第九交响曲,普世的和好依旧是难以追寻的。甚至在此曲1824年5月1日首演之前,新鲜的斧子就已经开磨了:维也纳的Zeitung剧院预告说,邀请“德国音乐的朋友们”来尊崇这位“国家的大师”,又补充说,“法国和英国都会嫉妒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向贝多芬大师致以自己的敬意”。

即使我们不去计较维也纳人为他们的一人主场球队欢呼,难道法国评论家也需要将第九交响曲称之为“普世人类的马赛曲”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一位法国作家称之为“协约国的独一圣诗,我们所有希望之信条”的第九交响曲如同顽童一般抢掠了自己的家园(德国属于同盟国,译注)。1942年,第九交响曲为希特勒的生日助兴,197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刘耐雄(Liu Nai Xiong,音译,无法查得更多资料,大约为一位音乐学者,无从查找更多生平资料,译注)发现其中充满了“革命斗争”,警告说,“贝多芬从未试图通过第九交响曲来提倡阶级之间的和解”。所有这些甚至尚未触及这座巨大的自我掌握的交响曲大厦及其对“欢乐颂”含糊其辞的指示表所带来的无数哲学与神学争论。贝多芬的创作或许是献给人性光辉的崇高礼物,但却如同大多数馈赠一样,成为了继承人彼此争闹的另一个起因。

尽管如此,第九交响曲仍然保持着一个顽固的蛋型外壳,却偶尔向一些幸运的个体赤裸而朴实地展现其内涵。出生于德国的指挥家Willem Mengelberg(威廉.门盖尔贝格,1871-1951)在他作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终身指挥的生涯中,如同一个奇迹般的接生婆,一次又一次迎来的名作的重生。在这个录音录制的二十年前,Mengelberg用他的猫一般尖锐的目光、钢丝般坚硬又如野树丛杂乱的头发以及优雅又充满活力的热情将纽约爱乐乐团从那些常常打盹的常规订阅者中唤醒。他的成功开始了美国客座指挥的生涯,然而古老的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却是Mengelberg心无旁骛地注视着的永久城堡,在那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将经典作品赋予生命。

放心吧,制作这个录音的阿时候,并没有音乐家被杀害、受伤或者受虐待。不像其他拿着指挥棒的独裁者,Mengelberg礼貌地对待他的演奏家们,即使被激怒了,也只是陷入短暂的一阵沉默。他独一的目的就是要魔法般的唤醒头一次听音乐那般宝贵的幻觉,就如同尚未被脚印所糟蹋的欧洲古典海滩,或是尚未被评论家们粗暴雕刻的原始树干。在这里,他真正所带来的,是将贝多芬生命的巨蛋直接滚给我们,并没有将它打碎。

那么,蛋中的秘密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世界大同与普世兄弟,却是在每一个聆听者在一小时零十分钟的欣赏中对以上这一切的想象。它将持续到你走出音乐厅撞上第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或许,“哦!欢乐!神性的美丽光辉!(欢乐颂中的一句,译注)”将会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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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改正 Corrections on Previous Posts

常常会犯错误。写文章也是一样,难免写错一些东西。写了就懒得改,出来更正一下,总是惰性十足。行文如此,做人更难。

终于有动力出来改正一下。思来想去,还是不要改原文,在此另行发文更正,原先的谬误也立此存照。其实掩埋车头,或是悄悄删贴,暗中所行的,没有不在明处被显露出来的。留下错而改之的证据,也是逐渐成长的标志吧。

最近的一个错误,是在《和谐号》一文中,提到“中国高铁用了无缝铁轨”,这倒是没有错的。早先的铁轨连接处缝隙较大,我目测大约能塞进手指,现在的铁轨在安装的现场用机器焊起来,就没有缝隙(当然也不是全程没有缝隙,只是每一段都长了很多),又有防止热胀冷缩的技术,这样火车就运行平稳,噪音也减小了。问题在于文中后面跟了一句“据说是在欧洲尚未普遍使用的技术”,这就张冠李戴了。京沪、武广等高铁线路采用的是“无砟轨道混合技术”,砟(zhǎ)指的是铁道地下的小石块,无砟轨道的路基不用碎石,铁轨、轨枕直接铺在混凝土路上。据说是先进技术,但是也有争议,在欧洲尚处于小规模试验,中国高铁跨越式发展,是抢先一步,还是错用了技术,还有待观察。

第二个错误是《杨元璋老弟兄去世了》一文,提到老弟兄的儿子杨希伯弟兄,说希伯二字“大约是取‘希伯来’之前两字吧”,后来经人指正,我是圣经不熟,牵强附会了。希伯最早出于创世纪10:21,“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洪水过后挪亚三字闪、含、雅弗,犹太人从闪而出(据说中国人也是)。希伯是闪的第四世孙(参路3:35-36),这里提到“希伯子孙”,可见希伯一族在闪族子孙中有重要地位。希伯的第六世孙为亚伯拉罕(参路3:34-35),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的名字也都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路加福音第三章)。

上个月又传来消息,杨元璋的姐姐杨心扉老姊妹也被主接去了。巡思顶教会接连失去两位老牧者,希伯弟兄一定有许多忙碌。两位老人家一生为主见证也都为真道坐过监,如今息了世上的劳苦,到了主的乐园中,做工的果效也一定随着他们,如保罗所说,“好得无比”;只是给我们地上的人,留下无限的思念。

去年写了一篇文章,《末世裡一縷悲涼–談《紅樓夢》與《京華煙雲》》,此文论到《京华烟云》的部分大谬。三年之前我先是看了央视的《京华烟云》,俗不可耐,怀疑林语堂先生如何就这样的境界,于是读了张振玉先生的译本,发现央视所拍摄的完全是另一个东西,我心中也得了些宽慰。时隔两年,又看了台视拍的《京华烟云》,实在是华语电视剧中最好的之一,其中表现民族危亡家族没落中命运的无奈让人唏嘘感慨,加上极其优秀的配乐,真是潸然泪下。于是就忘记了这一版的电视剧和原著仍然有差别,张冠李戴,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最近读了林语堂原文《Moment in Peking》,方觉大谬。

红楼梦如何解读,史上众说纷纭,但是我如今仍相信,贾府的末世是此书的缘由与主题。因此前文关于红楼的部分,并不需要太大的修正。但是京华烟云原著绝非这个主题。虽然林语堂先生试图翻译红楼梦不成而写就Moment in Peking,但是此书之著成,已经超越了翻译这一目的。就我所见,此书第一是向西人介绍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特别是林语堂先生所赞赏的中国哲学(尤崇庄子)。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一书曾经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而我觉得Moment in Peking就是林语堂把这些生活的道理具体化的一部作品,特别是具体化到姚木兰Mulan这个角色当中。姚老爷和木兰受到道家影响,孔家(立夫Lifu一家)和孙家(曼娘Mannia一家)是正统的儒家,曾家是融合了官场实用主义的儒家,而为非作歹的牛家则是法家的代表。因此,把具体化的中国哲学与生活态度介绍给西方读者,是本书的第一目的。

晚清和民初,是动荡与变革的时期,如唐德刚所谓历史三峡,中国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化。这样的变化也必然反应到生活当中。林语堂接着几个虚构的家庭和人物,有穿插进史实与真事,让读者得以经历近代中国的变迁,我想这也是著书的目的。第三就是顺便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风俗,于是书中关于节期礼仪服饰饮食都细细描绘,若是一部中文著作,大约是不必如此的。而最后,此书是献给“歼倭抗日人”的。战争的爆发,让所有国人都投入到救亡的大业中,个人的兴衰已不足道,因此第三部份甚至主角们都失色了,更多的笔墨写给实事。因此,林语堂此书绝不是写末世的悲戚,相反是一种光明的胜利的展望。台视的电视剧没有办法把这些文化的思想的层面表现出来,而是在家族的悲剧上下了笔墨,电视剧和小说的区别,还是应当留意的。

最后是当年写到一篇关于《荆棘中的火焰》一书的评论,有些批驳争辩的意思。但是现在看来,此书确有洞见,其所言加尔文宗的弊端,也确是在历史与现实中出现。我当年追求神学过于追求神,坚守教条过于坚守真理,如今明白怎样更加成熟的看待。所以这一点倒不是改错,而是渐渐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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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的Furtwängler收藏(一):翻译三封信(史怀哲等致富氏遗孀) Three Letters to Elisabeth Furtwängler after the Maestro’s Death

Furtwängler这个系列,第零篇(编号从零开始,程序员的传统哈)之后一直没下笔,其实已经有一篇腹稿,可是搬家之后整个CD Tower打包放在仓库里,有些资料就不容易取到。近日在本地图书馆看到“Furtwängler Recalled”一书(Indiana University音乐学院图书馆里也有此书。IU图书馆对于富氏图书的收藏是很全的,学术研究、传记、回忆和录音方面的都有),里面收录了富氏去世之后一些朋友的回忆文章,有一些还挺有趣的(不过主要还是史料价值,如果不是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估计是索然无味的),于是决定翻译一些。其实所谓收藏,不一定要是物质的东西,其实我们所最珍贵的,不都在我们心中么。所以这算是一点文章的收藏吧。

Furtwängler Recalled(Gillis, Daniel/Atlantis Verlag/Zurich/1965)一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份是富氏去世后友人给其夫人Elisabeth Furtwängler的信件,内容较少,第二部份是友人的回忆,例如在广播中的讲话等等。第三部份是录音评论,这一部分就比较过时了,因为在这四十多年间对富氏录音的发掘有很大的进展,有一些录音过去不让发行,现在也都流通了。


超级朴素的封面

第一部份很短,就抽一点时间翻了一下,其中我知道的人是Schweitzer和Fournier两位。我不喜欢把人名音译为中文,因为译法的不统一,给检索带来很大的不变。比如说,Furtwängler在大陆比较普遍翻译为富特文格勒,而台湾叫福特萬格勒。看来大陆人比较爱福,台湾人比较惜福吧。可是大陆原来也有译作富尔特文格勒的,又有人打错为富特文革勒,让经历了第三帝国的大师又来领教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一次。所以看来,还是原文最精准了。当然中文翻译打起来顺手的,也不是全然排斥。

书中收录的第一篇是Albert Schweitzer。Albert Schweitzer(艾伯特·史怀哲,1875年1月14日-1965年9月4日),伟大的基督徒,195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神学、音乐、哲学及医学博士。1896年五旬节时他曾立志:“三十岁之前为研究科学和艺术而生活,三十岁以后献身服务人群。”1904年他读到一篇文章,决心赴非洲为当地人做医疗服务。191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年前往西非加蓬兰巴雷内(Lambaréné)进行医疗服务,后创立兰巴雷内医院,终身服事当地人,被誉为“非洲圣人”。去世后于夫人葬于兰巴雷内。史怀哲的事迹,参见《非洲圣人–史怀哲》一书,陈月文/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北京/2011。网上亦有电子版

音乐方面,史怀哲是一位管风琴家,对后世管风琴家演绎巴哈有很大影响。作为音乐学者,他的著作《J.S.Bach》(电子版)是巴赫生平研究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献之一。


最近收藏的一张黑胶,史怀哲在家乡的教堂(Parish Church, Gunsbach, Alsace)录制的巴哈管风琴作品。

 
第一封信:

Albert Schweitzer (艾伯特·史怀哲) 博士
1954年12月2日于根斯巴赫,阿尔萨斯

致Furtwängler的家人:

当我听闻大师去世的消息时,我深深地被触动了。请允许我自远方表达我的哀悼。我期望能够参加葬礼,因为我知道逝者所感受与我之友情,定于我的感受一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斯特拉斯堡的Curtius(或指德国哲学家Ernst Robert Curtius,他年轻是在斯特拉斯堡学习;其祖父Ernst Curtius是一位考古学家,与富氏的父亲同行,译注)家中相逢,我们立刻就喜欢上了对方。可惜之后我们就很难有机会会面,但是当我们见面之时总是互相款待。这真是无声的友谊。我们彼此都晓得对方在各自所喜爱的领域去得进步。这种无言的默契让我们彼此都感到十分美妙。他年纪比我轻,可如今却已经绚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离开了世界。我们和许多人都感恩于那些宝贵的时光中他带给我们的华丽的音乐,我们也与他保持连结。我们也感到荣幸因为我们认识大师,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更是一个可爱且高贵的人。在国家被奴役的时候,他是一个仍然站立着的人,他承受了逼迫,却带着尊严和勇气。他是一个带给他的时代伟大意义的人。我们也感谢他存留着真挚的自己。

我写信给您的时候,正在准备三天后去兰巴雷内(非洲,加蓬的一座城市,靠近赤道,译注)的行程。我感受到深深的疲惫,不知道我如何完成将要进行的工作,不知道我是否还能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也无力在追悼的广播中讲话。我对于大师的怀念也是无声的,正像我们的有意一般。我怀念我们许多年前在苏黎世所经过的一段美好时光,当时大师指挥音乐会,而我在那里演讲。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悉心的,
Albert Schweitzer

第二篇的作者我不知道,查了一下,原来是总统。Theodor Heuss(特奥多尔·豪斯,1884-1963),西德首位总统。Schweitzer在斯特拉斯堡的圣尼古拉教堂任牧师时曾祝福过特奥多尔·豪斯的婚姻。斯特拉斯堡似乎将他们连结起来。

 
第二封信:

您丈夫的病情,曾为他的朋友们和仰慕者所挂心,如今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尘埃落定,让无数的心充满了忧伤,以及孤寂的感恩。在音乐的领域中,大师不仅是一位演绎者,更是有真正创造力的诠释者,他用他自己心灵的丰富将作曲家意图忠实地再现。

Theodor Heuss

Schweitzer的信中,他似乎是在为富氏在第三帝国期间的遭遇鸣不平,证明他是受逼迫的,而不是纳粹的帮凶。豪斯则称赞了富氏的演出风格,并认为其创造力不是天马行空,而恰恰是反应出作曲家原本的意图。

还有一位熟知的,是Pierre Fournier(皮埃尔.傅里叶 1906-1986),法国大提琴家。他在DGG录的Bach’s Six Suites for Unaccompanied Cello广受好评。这套曲子,我喜欢Casals 1936年前后的老录音,而立体声里面Fournier这套是很值得推荐的。Fournier和Furtwängler的合作,留有Schumann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录音,未列入奥尔森编号,有Tahra公司的发行,编号为Furt 1008-11,为法国富氏协会推荐的基本录音之一(也许法国人偏向法国人吧)。

 
第三封信:

东京,1954年12月1日

亲爱的Elisabeth,
我与您一样感受到这一灾难(大师过世)带来的打击,这个消息也让全地各处的音乐家心中同样忧伤。当您看到这些来自远方的文字时,我希望您能够感受到我与您在一起,分担您心中的伤痛,我也意识到如今音乐丧失了其最伟大的演绎者。
我们若不永远珍惜那些我们(对他)尊敬、钦佩和爱护的回忆,安慰就无从谈起。于我而言,那盏熄灭了的灯将不能再点燃。但是他的榜样将成为我一生的激励;我将永远感激他与我的友谊,他的每一个演绎带给我的丰富,以及他所挚爱的信仰与真理。
我轻轻地拥抱你,亲爱的Elisabeth,还有你的孩子们,并送去我全部的爱。

Pierre Fournier

第一部份就这一点点,没有很有趣的,抛个砖头,希望之后能有一些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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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号 Railways

曾经在一个post里提到,小时候对于火车的特殊情感。福州当时是全国铁路终点站,鹰厦线的一个支线来福线的终点,外加一小段福马铁路可以到达马尾。也说过数山洞的故事,从福州到南平两个小时的车程大约五十个山洞,数出确切的数目,成为我每个寒暑假必做的一个功课。可是小小的我怎么也数不清,于是具体的数字成迷。后来才知道水口水库的修建让铁路改道,或许山洞数目也有变化了。那个时候火车还况且况且地前进,成为小学生用“况且”造句的素材;这个旋律来源于车轮撞击铁道间的缝隙,如今大约已经听不到了,因为都是无缝铁轨,据说是在欧洲尚未普遍使用的技术。

中国人有很多共同记忆,大抵都是生活极度匮乏单调的产物。且不说很流行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记忆短篇,就是英语课本里的Li Lei和Han Meimei,一代人一回首,发现人人都认识,痛哭流涕仿佛是找回了童年的感觉,就像听到一个歌手唱了三十年的老歌一般。国人也没有没坐过火车的,绿皮车、红皮车、蓝皮车到现在的白皮动车,大家一个个如数家珍,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火车是人们唯一的远行工具。火车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代表着家乡,代表着离别,代表着未知却坚信为美好的远方。

铁路系统这些年间有了很大的变化。刚上大学的时候(2003年),我发现从北京回福州所要花的时间和乌鲁木齐的同学回家所需的差不多。福州到北京的火车,我曾经坐过48个小时,正常的通行时间也要36小时。到我毕业的时候,终于有了直快,大约是19个小时,已经是喜出望外。2007年离开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动车,之后回国,真的看到了跨越式发展,沿海铁路也修到了福州,福州不再是全国终点站了。当然一票难求还是一成不变。

去年回国的时候,从宁波坐车回家,也是一个大雨之夜,也是晚点的火车,所幸的是没有在温州停下来。进了福建境内,在宁德火车开始慢行,到了罗源,已经是基本不能前进,途中停车一次,后来在离福州二十分钟的连江站停了半个多小时。列车员说是前方信号系统出问题,指示说不能前进,乘客们刁难取笑列车员,那种素质一成不变。

其实问题也不是从动车开始,绿皮车的时代也有重大事故。铁路从来都不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据说统计结果是这样,我一贯相信,但是很难说服别人。漂浮在空中,大约让人感觉无依无靠,没有信心就不能飞翔;脚踏实地,钢筋铁骨,让人有天然的安全感,其实还不是命垂一线,任人放飞。

根源其实大家都清楚,说与不说,做与不做,或是去证明时间,或是让时间去证明,那一天都要来。是末世麻醉的狂欢,抑或是:乘客们,该下车了。

一个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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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的Furtwängler收藏(零) My Collection of Furtwängler Recordings, Part 0

在音乐的载体日益电子化的今天,实体的音乐介质渐渐成为收藏。CD和黑胶我都有少量藏品。实力有限,不能与行家那样,在品相上去考究,或是探微同一个录音不同发行的些许差异,我的这些收藏只是略微表达对喜爱的作品和艺术家的一点点敬意。如今CD越来越少放在播放器里聆听了,都被rip成无损的格式,毕竟播放起来方便很多,而黑胶就更需要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坐下来慢慢品茗,看唱针在唱片上轻轻划过;这样的机会总是不多。

留声机诞生一百多年来,发行的唱片浩如海沙,所能收藏的只是沧海一粟。我自己有两个收藏目标,一是收集Handel的Messiah的各种全本录音。这一项收藏是小有成效又永无止境的,因为新的录音还在不断制作之中,冷门录音更是难寻,但是说小有成效,因为最重要的弥赛亚录音多已入囊中。另一个就是收藏指挥家Wilhelm Furtwängler的全部录音。相对而言,这是一个更有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大师的录音有限,已经被整理出很完整的目录,除了极少数录音在私人手中还未发行,大都可以在CD或黑胶媒介上寻得。虽然如今我仅得了众水的一飘,但是将来总还是有望的。

为什么是Furtwängler?我有一点历史录音的情节。不是说当代的演出不如以前,但是我看如今的的演绎,更多的是标准,更少的是个性。我想或许是唱片工业的发展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的耳朵被那些最好的录音训练得严格了,技术上的要求越来越高,所谓名演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各种演奏逐渐趋同。(唱片业的发展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些艰深的曲目得以流行,例如Malher的交响曲,人们得以通过唱片反复聆听。)当然二战以后整个世界的变迁也是另一个因素,“昨天的世界”只在茨威格的书里,那个年代一去不返了。历史录音的年限无法严格界定,学界也有讨论,但是我认为1954年可以算是一个一个分野,这一年Furtwängler去世,Toscanini开了他的告别音乐会,也是这一年,立体声录音开始兴起,旧时代过去了。

Furtwängler和Toscanini的种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争吵总是能吸引人的注意,但我觉得还是一个性格的问题。有人就是喜欢托氏的一板一眼整齐划一,有人却爱富氏的自由速度,其实是萝卜青菜,口味不可强求。不单于音乐,严谨与浪漫之别,在许多领域都成为不止息的争论乃至诀别,其实不如彼此宽容。对于我而言,托氏的录音我也喜欢的,但是演德奥的作品,总觉得差那么一点味道。有一次放Toscanini和Horowitz的Brahms Piano Concerto No.2,技巧上没得说,但总是觉得不对,马上切换到Furtwangler与Aeschbacher的录音,顿时觉得,“这就对了”。是不是真正的德奥味我不晓得,但是我喜爱富氏那种天马行空的感觉。

拉拉扯扯了一些,无非是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收藏富氏的录音。网络上关于富氏的资料已经很翔实,中文资料也很多,特别是Francis Zhou的博客。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添加的,按照自己的兴趣,写点评论,或是翻译点文章,再加一点点个人感想,也算是对中文读者的一点点裨益吧。


Wilhelm Furtwängler, Photo by August Sander

在说录音之前,先说说照片吧,也算是本行。我扫描了一张大师的照片,不晓得是否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摄影师同样也是一位大师,August Sander(桑德)。桑德是类型学的先驱,他拍摄的Face of our Time记录了魏玛共和国期间德国各行各业的人的面孔,于是Furtwängler成为了音乐家的代表。桑德的作品中,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或是名人,每个人都被表现以尊严。桑德本人在纳粹德国期间受到迫害,甚至底片(玻璃干板)都被毁掉。他的风格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Becher夫妇以及Düsseldorfer学派。

杨元璋老弟兄去世了 In Memory of Brother Yang Yuanzhang

前些日子从厦门的弟兄处得知,杨元璋老弟兄于5月8日安息主怀了。近年来有多位德高望重的老牧者被主接去,包括于力工、林道亮、陈终道等几位名牧。

杨元璋弟兄的姐姐杨心扉老姊妹可能更为弟兄姊妹所知,因为她在《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里出镜作了见证。他们一道在厦门牧养一个家庭教会。这个教会离厦门大学有公车两站的路程,独门独院,有两栋房子,据说是家族的祖产。教会做厦大的学生事工已经有多年的时间,创办了一份《生命河》刊物,已经出了大约十期,印制精美,文章多为年轻人信仰相关的问题。


2009年拜访巡思顶教会(途中红房子),老弟兄送至门口。

最早听说杨元璋是从我在纽约教会的牧师那里,我提到家乡的教会时,他说那里有一位“杨院长”是他灵修院同年级的同学。我想这名字可有趣,为何是“院长”呢?后来明白是牧师上海口音的缘故。后来寻去厦门拜访,先找到在这间教会聚会的同学,他们称老弟兄为元璋伯,想来是闽南语的习惯。他们让我先找到“希伯”。我问“希伯”是哪位老弟兄,因为听起来也像是“伯”辈的嘛;于是他们大笑,原来希伯弟兄是元璋伯的儿子,取名为“希伯”,大约是取“希伯来”之前两字吧。

贾玉铭牧师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神学家,又是神学教育家,1936年在南京创办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后来搬迁至上海,1949年以后因为政策的变化,多家神学院合并入灵修院,遂改名为中国基督教灵修神学院,直到1958年停止。灵修院的创办源于1911年临沂奋兴会后贾老牧师与丁立美牧师的祷告,其中提到“求神成立一个自由布道团,一面作灵修工夫,一面作奋兴工夫”,即为后来的灵修院。从其名可见,灵修院更重于灵修,而非学院派的神学。贾老牧师为中国神学之泰斗,在神学教育上颇有恩赐,但是他不仅仅是传讲知识,更是身体力行,带领学生们敬虔地追求。现居杭州,年逾九旬的徐思学老牧师回忆说,他写好毕业论文,准备毕业时,贾老牧师问他说,称赞了他的论文,但是又说,“神学生光凭知识学问,毕业论文写的好,也不一定是好的传道人,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就不能作合用的仆人”。于是徐思学会宿舍恳求圣灵光照,彻底倒空自己、洁净自己,彻夜祷告,快天亮的时候被圣灵大大充满,心里极其释放,极其喜乐。


灵修院1957年毕业生合影,后排右二为杨元璋。(照片由家庭教会长辈提供,转载请告之)

杨元璋老弟兄也是贾老牧师学生中的一个。他于1957年毕业于灵修院,返回家乡教会服事。2009年因为准备一本纪念贾玉铭老牧师的书,笔者赴厦门看望杨元璋老弟兄。初次见面,他就和我作见证,提到他提到这几年有五六次圣灵充满的经历,已经建造了十七八个礼拜堂,为三四千人施洗,让我大大感叹神的作为奇妙。他在服事的过程中,在极左政策的年代,曾经6年因为信仰的缘故坐监,而她的姐姐也曾经十二年在监里。后来他们的聚会也有受到压力的时候,但是神保守他们,让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教会认识耶稣,圣诞节等大型聚会人满为患,许多人决志信主。当时我提到说我在上海刚见到王明道先生的儿子王天铎先生,尚未信主,老弟兄十分着急,厉声言明信主之必要,又说,若是再见到王天铎,务必转到他的话。老弟兄为灵魂失丧切切担忧的心明明可知。


2010年8月为杨元璋老弟兄夫妇留影

2010年夏天又去看望,送去《窄路上的背影–叙述贾玉铭生平透视中国教会百年史》和《恩典彩云–施福基督教会青少年青年见证集》两书。老弟兄当时身体状况似乎不如前一年,说话有些重复,但是精神不错,询问了一些上海教会的事情,又谈到抵挡神的工作是何等可怕。午饭后为老弟兄和师母拍照留念。

相比于在厦门聚会的弟兄姊妹,笔者和杨元璋老弟兄只是两面之缘,并无深交,但是也为其为主竭力做工之心所感动。老弟兄神学院毕业回到家乡之后,就没有再回到灵修院(校址现已改作居民楼)过。2009年曾转达上海牧师的邀请,请他去浦东一处传道人修养的地方住几日,也能重游故地,遗憾的是终究没有实现。零零碎碎一点记忆,算是小小的纪念和见证,地上终有分别,天上相聚永久。
 
一些更正
http://blog.chenyang.net/?p=857

如何拍摄全世界:谷歌街景的时代(原创翻译) Translation: How to Photograph the Entire World: The Google Street View Era

按:这篇文章的原文作者是Wayne Bremser,原文地址http://bremser.tumblr.com/post/6320235853/google-street-view,经作者许可翻译。
This essay is by Wayne Bremser. The original post is at http://bremser.tumblr.com/post/6320235853/google-street-view. Translated by Yang Chen with the author’s permission.


Doug Rickard, Helena-West Helena, Arkansas, 2008

1970年代,电子鼓进入了流行音乐领域。相比于人类五万年的打鼓历史,电子鼓发明仅仅几年之后的1983年,主流听众已经完全了接受电子鼓的声音,比如Herbi Hancock的“Rockit”。 Hancock在原声爵士乐以及电子鼓歌曲领域都成为的先锋。

在摄影领域,这样的变化同样在发生。观看过许多基于谷歌街景(Google Street View, GSV)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在实体画廊中展出的大幅照片之后,我开始思考,谷歌街景是一个新的相机呢?或是一个源照片库?抑或两者皆是?

作为原始图片的应用,基于谷歌街景的作品很类似于Larry Sultan和Mike Mandle在1977年搜罗工业与企业图片档案集结而成的展览以及摄影书证据(Evidence)。 此书中有许多企业用于记录实验和活动的匿名照片。Sultan和Mandel通过一系列的策划与编排,将这些图片变化成自己的作品,成为奇妙又莫名的照片。


源于Mike Mandel和Larry Sultan的“证据”

作为一台相机,摄影家们通过旋转、点击、构图等方式获取谷歌街景中的图片。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图片是街景车司机所拍摄到的原始素材,直到有摄影家将他们构造成画面,他们才成为摄影作品。


Michael Wolf, Paris, 2009

2009年,Michael Wolf创作了一系列巴黎的片子。欧洲城市的街道比较狭窄,于是街景车可以靠近行人。通过巧妙的剪裁,Wolf创作出仿佛是50、60年代的经典街头摄影作品的照片。与此同时,有一批基于谷歌街景的博客也收集了许多街景车拍摄到的有趣画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Jon Rafman的“九只眼”


Jon Rafman的展览一瞥

Rafman和Wolf都展出了一张在巴黎拍摄到的接吻照片,照片中有一个路过的男性在点烟。 Wolf和Rafman都试图突出缓慢移动的街景车捕捉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瞬间。在Wolf最新的作品中,他收集了人们向街景车竖起手指的照片.

Nicholas Mason的创作是完全另外一种风格。他感兴趣的是阴霾天气里无人的风景,拍摄的地点似乎都是在世界遥远之角落,比如挪威或巴塔哥尼亚(在阿根廷,译注)的山脚。Mason的场景都带有强烈的情绪感,与Todd Hido近期的作品“公路旅行”有异曲同工之处。


Nicholas Mason的Versificator系列中的一张(Versificator是小说《1984》中为保持大众娱乐而生产音乐的机器,译注)

Doug Rickard的作品“美国的新照片(A New American Picture)” (于三藩市Wirtz画廊展出至6月11日,于Pier 24展出至十二月)则介于Wolf和Mason两中风格之间。(Rickard是美国城乡结合部X(American Suburb X)网站的编辑。该网站收集了网络上关于摄影最好的文章。)“美国的新照片”让人想到William Christenberry为其绘画和雕塑素材而拍摄的美国南方的照片。Rickard拍摄的风景中,人物的身份因为较远的拍摄距离以及谷歌街景对脸部做的模糊而变得不可分辨。Where Christenberry拍摄的危房给人一种惊诧的感觉,而Rickard则将它们作为美国残酷经济现状的明证。


William Christenberry, Marion, Alabama, 1964

通过谷歌街景,足不出户就可以拍摄到城市街道上决定性的瞬间,或是拉普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北端地区,译注)荒无人烟处的风景,对于摄影这将是意义深远的变革。


Doug Rickard, Jersey City, New Jersey, 2007

街头摄影

创作手法上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画廊中展出的基于谷歌街景的作品,并不是屏幕截图,而是对屏幕拍摄的照片。无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像素以打印大幅相片,或者是艺术家观念创作的一部分,通过相机的重新拍摄,从网络得到的谷歌街景的图片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改变了,或许是因为相机和屏幕之间的空气的缘故吧。这一点在Rickard的作品中格外明显。在画廊中端详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不再关注于JPG压缩带来的损失以及图片源于谷歌街景的证据,而是找到正确的观看距离,以欣赏Rickard的构图和色彩应用。


Lee Friedlander, Aloha, Washington, 1967

对屏幕上的谷歌街景图片的重新拍摄,源于一个悠久的传统。有多少美国家庭曾经拍摄过电视上的画面呢?在登月的时候,或是在主场球队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比赛之时?


未知摄影师, 1971

当一台糟糕的电视机将模糊的电视信号送入一个匹兹堡的家庭,这个画面被精致的尼康镜头所拍摄下来时,它就变成了不同的事物。这样的变化与Rickard等人对谷歌街景图片的拍摄产生的变化相似。这样产生的照片,不仅仅捕捉到了电视屏幕上的内容,更是捕捉到人类试图留下银屏上画面的渴望。今天的谷歌街景图片就如同录像机流行以前的如同世界大赛转播一样转瞬即逝,因为我们无从知道谷歌何时会更新某个地点的图片。


Robert Frank, Burbank, California

Robert Frank在《美国人(The Americans)》中拍摄了一些含有电视屏幕的画面,包括这张在演播室里拍摄的极好的片子。在杂乱的线堆边上,Frank同时拍摄了一位女士(身体部分被手臂遮住)以及她在电视里的画面(在小电视中仅仅出现了她谈话时头部特写)。

Lee Friedlander在1960年代拍摄了一系列包含屏幕的照片(这些照片在1995年展出,并出了一本名为“小屏幕(The Little Screens)”的书)。在那个年代的照片中,电视机往往是放在墙角的小小又灼热的盒子。Friedlander所拍摄的屏幕往往都有人物在电视中,并且他靠近屏幕以能拍摄到脸部。Friedlander关注于那些将门面与较新的电子通讯媒介剥离,并且能够在1/125秒的快门时间中展示出未经修饰的原始人性的瞬间。谷歌街景摄影家们,除了Mason以外,似乎也是在找寻类似的瞬间。


Lee Friedlander, Florida, 1963

与Mason和Rickard试图消除谷歌街景网络图片的特征不同,Wolf和Jon Rafman并不想除去摩尔纹以及网页界面元素(箭头和标签),或是创作一个让人以为不是谷歌街景的画面。他们的创作方式和Friedlander“小屏幕”系列中的照片更为相像,拍摄下电视机本身的设计、它们在旅馆房间里的安置以及画面的变型、边缘的扭曲以及早期显像管自身的缺陷。


Michael Wolf, Paris, 2008

广角

广角镜头对于不懂摄影的人,常常被理解为“拍摄风景的好工具”:因为你可以在画面中包含更多的东西。而人物、身体或是面部可以在画面中被用以强调恐惧或喜剧效果。在“Clockwork Orange”中, Kubrick同时使用了这两者。


Doug Rickard, Detroit, 2009

在谷歌街景中,即便是熟悉的场景,也变得有些陌生。尽管多镜头相机模拟了人类的视觉,它们拍摄的照片看起来仍然像是1970年代蜜蜂入侵的电影。结合脸部模糊的效果(如同19世纪的照片中人物面部因为移动产生的模糊),通过谷歌街景产生的风景照片中的人物就如同恐怖电影中的僵尸那样出现在地平线上。谷歌街景车上所安装的12面相机Dodeca 2360,实质上是一个有11个镜头的视频摄像机。每个镜头所拍摄的画面其实并不是那么广,但是它们被拼接起来之后产生的画面能包含很多的风景。Rickard的照片是最好的例子。


Doug Rickard, Detroit, 2009

Lee Friedlander最近出版的书“车上看美国(America By Car)”在许多方面可以看成是Lee的街景。不同于安装在Prius汽车上的相机,Friedlander的每张照片都是使用Hasselblad方画幅相机上的蔡司38毫米镜头从透过他的车窗拍摄的。诙谐总是Friedlander照片中的主要元素,因为他对这只镜头的使用是很聪明的:蔡司的镜头设计几乎没有形变地将广阔的画面塞入方画幅中。Friedlander用租赁汽车的车窗对画面进行再一次构图。


Lee Friedlander, 源自“车上看美国”系列, Alaska, 2007

比较“车上看美国”与Rickard的“美国新照片”,我们可以发现,Friedlander并不担心去表现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画面中的中西部有粮塔,南放有林苑和许多的十字架,新墨西哥州的土坯,这些疯狂的符号在美国到处都是。这些画面中甚至有一张出现在拉斯维加斯的纽约市天际线。而在Rickard的照片中,地点(Detroit、Camden、Watts)就不那么容易被辨别出来了。但是这些城市枯萎的市区建筑却能将它们边线出来。

可是打印出来会如何?

无论照片有何来源,书籍和墙上的展示仍然是观看摄影图片的主要方式。那么,这些照片在画廊里看起来如何呢?我花了不少时间观看Friedlander的“车上看美国”以及Rickard的片子。Friedlander的片子是经典的黑白相片,极其锐利,大约38厘米,适合人观看的大小。当你离作品一手臂远的时候,照片中的细节会吸引你靠近去端详。


Doug Rickard, Dallas, Texas, 2008

Rickard的片子完全相反。我们可以清晰地认出它们源于JPEG图像,污点与噪音仿佛过分放大的胶片颗粒充满了整个大幅画面。当你在一个适中的距离,这些照片仿佛仿佛要你站远一点。此时,画面仿佛印象派的色彩斑点,特别是谷歌街景对于红色和某些黄色的过分表现。尽管谷歌街景照片仿佛是为了网页浏览而设计的,奇怪的是,在Rickard和Wolf的展览中,它们被打印挂在墙壁上,却显得更好。

Rockit

这一切是一时的风尚?是一个暂时的概念性的工作?我不这么认为。Michael Wolf能做出Michael Wolf 风格的片子,Doug Rickard能够做出Doug Rickard风格的片子,说明这种手法的潜力。

我们这些拿着相机到处走的人,看到谷歌街景里模糊的行人的面孔,是否如同古人看到现代人走近身边?当然不是。对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而言,我们不能忽略这些潜在的照片,无论是参考、比较、侦察或是创作,他们都是如此地有用。


必应地图(Bing Maps), Jersey City (after Rickard), 2011

微软的必应(Bing)团队已经派出了另一个车队去建立一个全新的街景图像档案。他们有自己的浏览界面和缝合技术(源于15世纪单点透视的启发)。由于这项竞争,摄影Bartleby们(Bartleby是Melville小说中的一位抄写员,译注)将行走更多的路程,积累更多的存档,并且有更好的图片质量。那奇妙并可怕的拍摄整个世界的冲动永远不会停歇。

延伸阅读:
Jon Rafman, 谷歌街景的九只眼睛
Jörg Colberg, 谷歌街景看起来很有意思
Blake Andrews, 重新拍摄Shore(Stephen Shore的照片,译注)
Jeffrey Ladd, Doug Rickard的“美国新照片”
Dan Abbe, 关于谷歌街景和摄影
Daniel Shea, Mike Mandel和Larry Sultan的“证据”
Lee Friedlander by Richard Avedon (with Hasselblad Superwide)
Marc Feustel, Michael Wolf的巴黎街景

(本文原文发表于http://bremser.tumblr.com/post/6320235853/google-street-view,译文发表于http://blog.chenyang.net/?p=837,转载请保留原地址。)

顺服圣灵行事的教会:《见证的火炬》读后 On the Church walking in the Spirit: Refection on “the Torch of the Testimony”

书籍信息:

  • 见证的火炬–二千年教会的属灵历史,约翰·甘乃迪著,刘志雄译,提比哩亚,1997,第二版
    (同译本另有逐家版本)
  • The Torch of the Testimony, John W. Kenned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hristian Book Publishing House, translated by Peter Liu, 1997, Tiberias Publisher, Taiwan

这本书前前后后断断续续读了一年多,终于读完了。教会历史也是一份宝贵的属灵财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今我们所处理的教会的问题,虽然在现代性的环境之下,却也和历史紧密相连。

不同与学院派的教会史,这本书着力于教会的“属灵”史,讲述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不求记述教会史的一切事件,乃至于成为学术文献,而是着重于教会中属灵生命的美好见证和圣灵的工作。

在全书的论述中,我认为有三个最为重要的观点:

1、属灵生命与组织化的教会的抗争

在教会的历史中,逼迫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我们会看到,教会一次又一次的受到世俗力量的逼迫,但是教会却没有被打倒,而是越发的兴旺。无论是教会历史的初期,还是近现代的历史,以至于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例子比比皆是,不敷述。另一个方面却让人十分的失望,就是教会本身的问题,或是来自“教会”内部的逼迫,成为属灵工作的主要障碍。

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欧洲“基督教”王国所掌控的中世纪,特别是其中的“黑暗时代”,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和慕道友谈到教会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提到,面对教会的历史中屡屡出现的种种问题,如何能够证明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团契,如何能够说明教会中有爱的彰显。

这本书给了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属灵的教会和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形的“教会”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讲到地上的“教会”史,确实有着很多的缺欠与破口,但是这些并不是神的工作,而恰恰是抵挡神的。

这本书作者、译者的信仰背景,和弟兄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弟兄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反对组织化的教会形式,强调圣灵的带领,坚持信徒皆祭司的圣经教导,反对教会里的圣品制度或是等级制度,排除教会中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区别,更不能接受牧师传道人管理的系统。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强调宗派的区别,而是要找到圣经的原则。“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林后3:17)教会应当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当然这个自由不是没有限制为所欲为的自由,乃是在神的圣洁公义慈爱中追求属灵的一切美善的自由。可是我们在现实的教会中,常常看不到这样属灵的自由,而是一种辖制:是教义的争论、是权柄的辩论、是传统的束缚,还有努力去维持的一种微妙的平衡,仿佛走独木桥时的谨慎,来达到各方面的满意,到头来是忘却了主的喜悦。

作者是反对宗派主义的,我倒认为宗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罗马书第14章的原则,就是在“弟兄”(即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中,为了爱主的缘故,而在一些圣经中没有直接清楚写明的教义或是具体办事的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请注意三个很重要的前提:弟兄、为了爱主的缘故、非关乎基要真理的争辩),那么彼此不要论断,应当互相包容。这样,宗派是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持相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聚会,但是很重要的是,不同的聚会之间不应当彼此纷争、彼此指责,而是要互相承认都是基督的身体,都是为主的缘故,并且在基督耶稣里要彼此接纳。

遗憾的是,现实中的宗派系统,往往不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彼此包容彼此接纳,而是因为人的权柄与纷争,彼此指责彼此对抗,这样的宗派主义,偏离于了圣经的教导,阻碍了圣灵的工作。另一方面,每个宗派本身,又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的系统,有自己的权柄体系,将地方教会置于宗派系统的管理之下。作者认为,这些都违背了圣经的原则,成为属灵生活的主要障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马天主教,高度的形式化,极其重视属人的权柄,高举教会的传统。虽然我们现在所称的基督教,也就是基督教新教,当年的抗议宗或者复原教,试图从天主教形式化的堕落中找回圣经的真理,但是我们看到新教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属灵的运动,在那种圣灵的感动之后,很快成为另一个组织化的教会系统,建立其自己的权威,宛若一个小的罗马天主教。而那些坚持独立教会原则、走属灵生命道路的教会,往往受到这些或大或小的教会组织系统的逼迫。

从人的角度出发,总是有一种天性,就是很害怕教会没有组织没有管理系统,于是要在圣经之外设立各样的制度,制定各样的章程,树立各样的权柄,于是凡事都有章可循,不需要去寻求神的心意,不必要去追求神的喜悦,只要按照这些章程、按照这些条例,一切都可以解决。于是,这样组织化的教会,对于人来说是很舒服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是圣灵的带领在哪里呢?“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5:25)”。当年五旬节圣灵降临,是教会在地上的历史的开始;如今,在地上的每个教会,是否还在圣灵的带领中行事呢?还是因为各样的组织与条例丧失了圣灵活泼的工作,因为各样的活动和事工忘记了对神的心意的寻求?

2、教义教条、聚会形式和属灵原则的关系

教义是信徒对于圣经真理的总结。教义的产生,是本着一个美好的愿望,让信徒可以更容易地掌握圣经的真理,减少理性上的疑惑;但是这种逻辑的工作,不知不觉也很容易混入人文主义的影响,试图让教义成为一个自洽的体系,并且期望在这个体系中解决一切的神学问题。

如前所述,教会的组织希望让人对教会的管理感到舒适,感觉到不需要圣灵也可以让教会很好的运作;类似的,教义系统的建立,让人感到不需要圣灵,也可以来解释一切真理,来抵挡一切的疑惑。一定程度上说,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巴别塔,用一砖一瓦堆砌起来,来彰显人的荣耀。

正如作者说,“我们以教义建立教会,而不再以基督来建立教会。”现在许多的教会,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的教会,走的就是教义的道路,而没有注重圣灵活泼的带领。更有甚者,因为害怕极端灵恩派的教导,不敢碰任何圣灵的事情,否定一切神迹奇事,甚至于谈圣灵变色。教会是要“靠圣灵行事”,如果一个教会成为谈圣灵变色的教会,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教条本身后来已无法保护教会的属灵生命,属灵生命才是正确教义最好的保护者。”事实上,无数的经验表明,空谈教义,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争论常常是在血气之中的,没有任何真实的益处,只有让神的工作更加远离。

教会另外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传统和形态。一个教会不能够没有礼仪,但是礼仪不应当成为一种死的敬拜。“正如属灵生命决定教义一样,同样,也是属灵生命来决定形态。”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圣灵活泼的带领,那么这个教会的礼仪、形式也不会是一种活泼的与主交通的方式,而是成为这种交通的障碍,将人和神分割开来,使得人们在自己的形式中自我满足,而忽略了是否得到神的心。

作者在这几个方面的论述,是很有见地的。我自己也常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会。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喜悦满足于一种形式上的敬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满足某种宗教仪式,那么我们已经尽到自己的义务,于是也得到了神的喜悦,这样我们就不要再做什么,可以怡然自得了。在这样的心理下,基督信仰就会失去其生命,成为一种死的宗教,在其中,不论是聚会是查经是敬拜是赞美是灵修是交通,都成为一种形式,是人的活动,而不是行在神的心意之上。这样,就把神的教会变成了人的组织,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小团体、俱乐部。

3、属人和属神的教会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圣洁的新妇。教会是神的教会,如果和神分离,教会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但是如今,有太多的教会,就是在丧失了和神的关系中“存在”。这种事情,在教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仿佛每一个属灵运动,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圣灵的强烈做工,神带领祂的“余民”,那些在原有的已经失去了活泼性的教会中单纯追求神的信徒,离开这个当时的聚会,在圣灵的带领下单纯的为主做工,这实在是一件好得无比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工作往往不会持久,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丧失。作者给这个现象做了一个解释:“属灵运动的衰退都是当教会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自己应付外来的逼迫,他们就开始对于人的忠贞越过藉着圣经直接对主的忠贞。”

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神曾经兴起几位祂重用的仆人,为祂做了很大的工作。比如基督徒聚会处,在1949年的时候,是中国第二大的教会系统,但是后来因为各种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其中的有一点,就是“对基督为主最大的威胁就是对人的忠诚……高举身边某个有良好品行的人容易,高举看不见的耶稣就不容易;跟随身边某个看得见的人容易,跟随肉眼看不见的耶稣就难了。”

教会的历史,一次一次从属神的历史变成了属人的历史,这是我们所要感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一次一次的,由人的工作代替了神的工作,但是教会从来没有被摧毁,从来没有的拔出,相反的,福音的工作在扩展,主所吩咐的大使命正在被践行,就是福音正在传往地极。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从我们来看,人的工作可能破坏教会的纯洁性,让教会进入一种危险的光景中;但是教会不仅是我们的教会,也是神的教会,神从来没有放弃祂的教会,而是要“用水藉着道将教会洗净”,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因此,我们看到教会的困难的时候,也不必灰心失望,因为神必有安排,祂会完成祂所开始的工作。

“有不少基督徒团体非常希望教会遍受欢迎,他们想办法来吸引世界,然而这些团体对世界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真正的教会是这世界所不能明白的。人们乃是被教会中主的子民的见证带进教会的”。

教会的使命,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为主做见证(参徒1:8)。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学问,教会管理、敬拜学、讲道学,不一而足,但是不可缺少的,就是敬拜天父、高举耶稣、顺从圣灵。教会是金灯台,教会是见证的火炬,而上面所燃烧的火,就是圣灵的火焰。

(本文原发表于陈阳文存,原文地址:http://blog.chenyang.net/?p=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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